准令侍从官授讫三日，举官一员自代。臣蒙恩授前件职，已于今月十三日望阙谢恩祗受讫，须至奏闻者。右臣伏睹朝散郎、前知重庆军府事度正，以孝事亲，以廉处己。履行端悫，讲学精详。分教则士得师承，宰邑则民推善政。两为州郡，益见慈祥。已试之效，见于蜀帅所荐，皆有可纪。作为文章，出入经传，见于诸书序引，皆有据依。臣实不如，举以自代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《延平答问》一编，始得当涂印本于黄岩赵师夏致道，携度剑阁，以示石照度正周卿。因得周卿所藏临川邹非熊宗望录本，与麻沙印本刊其误而阙其疑，可以传矣。锓本益昌学宫，与四蜀之士共焉。嘉定丙子冬至日，后学曹某谨识。

论交于度周卿者十年，识其为人矣，守师道如守孤城，持正论如持槃水。盖尝为识者言之，其为文操纵卷舒，真得钜儒心法，非拘拘泛泛，袭纸上已成之说，架屋于屋下者。今观《性善堂后集》，则其平日所作，固已磊落于歌行，而谆复于书序记跋，反复于宏议，而微妙于至理。以为未足，悦晦庵先生之道，南学于考亭，孟子所谓豪杰之士，不是过也。黄西甫亦生合阳，信周卿之学而师友之，久而益确。是皆天下之善士，非止一乡一国而已也。因《性善堂集》之见遗也，敢书以告。宝庆改元岁晚，东汇泽曹某书于吴山寓舍。

先君讳德文，字周卿，家世福之福清，自高祖仲举徙吴，因家焉。曾祖讳蕴。曾伯祖著作郎蘋，伊洛高弟，绍兴四年六飞南渡，知府事孙公佑以学行荐，白衣赐对称旨赐秩，玉音有通儒之褒。嘉熙四年，郡侯王遂立祠于学，亦先君之请。先祖讳大成，隐德不耀。父楙，号分定居士，参议陈公造有记，有著书三十卷曰《野客丛书》，石湖先生嘉美，为之跋。先君携此书谒凤山李大参性传作序，家贫，力以版行，不负前人著述之志。书成，焚之墓下，见者无不涕服。先君资禀颖悟，笔端有口，屡魁京庠，士论推重，当世名胜争愿纳交。显学盛文昌章自豸冠而师建宁，交游二十年，终始如一日。海陵赵守善湘适值边兵毁破城壁，委请先君协力经理，董治版筑，城壁复完，以功奏补承信郎。先君蹭蹬不偶，弗克以儒科自奋，俛首鹖冠，调宁国酒税。任满，太守王实斋复挽留一年。庚子岁歉，发运史侍郎宅之以时多盗，命先君摄华亭尉。凡两载馀，往来湖泖，搜捕殆尽无遗类，邑人赖以安妥。大漕陈垓亦以先君才能敏卲，俾兼造船场市舶。未几，徽守郑宗山奏辟监榷货务，造会纸门及额，受赏转承节郎，受南桥酒官。磨勘拟转保义郎，以出仕二十年，尚可循转，先君耻于右选，意欲世科，遂置而不问。先君手笺鹤山魏先生《渠阳诗集》，析文辨义，诂注甚详，鹤山嘉之。亦既锓板以广其传，克斋游丞相似为之序，真西山德秀、杜立斋范、王实斋遂皆有跋语，亦各举先君科目。秘监李侍郎心传跋云：「此五人者天下之正人，周卿与之游，亦无忝于所生矣」。近蒙游相召命沓至，且有里除之诺，方且自喜，夫何一疾，医药勿疗，归正寝而殂矣，痛哉！先君享年五十七，生于绍熙改元四月二十九日，终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。先君娶周氏，男一人敄，方志于学。忍死竭力，择次年五月十二日卜葬于吴县横山桃花坞先茔之侧。若夫先君平昔云为操履，毕载于前之名胜跋序，姑掇其大概，刻石幽隧，以为不朽之识云。孝男敄泣血谨书，兄奉议郎、知处州丽水县、主管劝农公事斗文填讳。

某汲廉泉，澡栗尾，通忞忞主书吏，昭初好也。某昨从湘花间奉盈尺牍，一舒泄其宿昔云龙之私。明河七襄，流丽空碧，地中之山《谦》，水上之风《涣》，十袭九缇，至今耿耿光气。蓬莱水清浅，缥缈环佩，渴心涌泉，一日千里。某兹者共审玉宸涣宠，金掌升班。维城维翰维藩，磐石大宗之续；厥贡厥包厥篚，纲维六府之司。禁籞云开，神涂风动，伏惟庆忭。钦以某官祥源异禀，若木殊辉。绮绣挥扬，汝阳天人之相；龙虎变化，北平魁杰之风。劳侍从而厌承明，经骀荡而出馺娑。公不淮海之薄，上为宣室之思。玉珂金钥之玲珑，花绶藻衣之舄奕。径摩驰道，涣周卿六命之颁；不出都门，伫唐相九人之拜。某顷单车驰岣嵝下，鹤发重重，一夕九起，效矉洗马，历历陈情。君师天地之造，为择便州。夫子奔逸绝尘，乃使隶也瞠若乎其后。虽鸿燕差池，不克面拜龟组，然天开百世之好，山川其忘诸？惟是求牧力绵，未知攸淑，一规一随，赖有柯则在。我爱桐乡，不隔风雨，肘后宠灵，不彼而惠绥之，此固憩棠中父老之所共望赐者也。谨具劄子，申诇起居，未谐良晤，愿言金护玉持，式副前祷。应旧治要来，敢请其凡。

程子尝谓，韩退之《原道》之文，非其胸中识见之高，安能于千百载之下辨别是非断然如此。然其言止及于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蕴，其于本末犹有未备。若张子之《西铭》，则《原道》之祖宗也。自今观之，汉、魏、晋以来溺于权谋功利之习，无有能言《大学》之道以觉当世者，独韩子于《原道》之篇主正心诚意以为说，是其所见固已超出乎诸儒之等夷矣。然其所以为言，则断自正心诚意以下，而不及夫所谓致知格物者，何哉？夫欲明《大学》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，岂惟天下国家之理有所未尽，反之吾身亦将有所不察，此张子《西铭》之书所从以作也欤。先生尝谓正曰：「乾阳坤阴，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，人物之所资以为体；乾健坤顺，此天地之志，为气之帅，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。某初读《西铭》时便得此意，其后因补葺之以释《西铭》云」。先生之于《西铭》，因张子之意而推明之，精粗本末无不曲尽。然此二语者，盖先生之释《西铭》之纲领，而学者之所当知也，览者更自求之。嘉定六年三月戊辰，门人度正谨书。

正少时入乡校，见孔子南面，颜、孟位其左，西向北上，处处皆然，意其于《礼经》当如此耳。及见《挥麈录》所载，以为孟子本位于右，自王安石升配位于颜子之下而居于孟子之上，故退孟子于左而列于颜子之次。其后罢去安石，有司但撤安石之像，不复正孟子之位，故颜、孟俱位于左耳。窃尝以蔡京、蔡卞虽怀奸挟邪，黩乱典礼，靡所不至，然亦必不敢颠倒错谬如是之甚。今观晦庵先生所申请释奠之礼，乃知国朝祀仪正位居中，配位居东西向，或有两位止为一列，盖古人尚右，以右为重，无位于左者。政和更修新仪，则配位南向西上，然亦不位于右。况绍兴以来复仍其故，颜、孟居左为一列乃其旧章，而《挥麈录》所载皆好事者强为之说，而非其实耳。正窃惟圣宋受命，五星集奎，实开文明之运，盖自太祖皇帝首制《文宣王赞》，官其四十四世孙宜以为曲阜簿，而亲谒于庙者二；太宗褒封宜为文宣公，而亲谒于庙者三；真宗幸曲阜谒庙展拜，又亲制赞，又幸孔林，降舆乘马，至其墓次设奠再拜；神宗诏以孟子配食；徽宗诏绘子思列于从祀；高宗中兴，又亲制赞文，至七十二贤亦皆自为之。其所以作兴斯文之意，盖无所不用其极。是以三百馀年之间真儒间出，而洙泗不传之学于是复传于世。然配享从祀之位、释奠释菜之日与夫器币之数、登降之节、所以颁之天下、行之郡邑者，乃或有所未定。至吾先生述而修之，补其遗阙，正其疑误，然后坦然明白，可举而行，岂百世之典礼亦有所待而后成欤？惜乎奉常未及施行，权奸用事，伪学之论起，有司顾望，抑而不宣，世之爱礼者深惜之。吾友罗坚甫传之笃志于斯，适从先生之子得之以归，分教阳安，始仿其制而为之器，其馀亦皆考焉以从，既又刻之版以贻同志，可谓知所本矣。然先生此书亦有未备者。绍兴初，故侍讲文定胡公尝谓，康节、明道、伊川、横渠著书立言，发明圣人之学，有大功于名教，乞下礼官讨论封爵，载在祀典，以诏后学。乾道中，故太学录魏公亦谓安石学术不正，误天下国家，乞黜安石而升濂溪、二程、横渠，皆未及行。今先生既未暇及此，而庙位次序列安石于末而无所议，若将以为当然者。然其申请第一事，固已先乞明载安石降在从祀指挥，而礼寺已为备录龟山之章。龟山之章拔本塞源，已极其情状，今故揭之而无所讳，则其意亦将有望于后之君子改而正之矣。恐或者不达乎此，遂以庙位次序为已经先生之手而无复可议，故复及之，览者其详焉。嘉定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门人山阳度正谨书。

汪玉山帅蜀，荐蜀士十人，山斋樊公为首，遂自眉倅得雅安。朝廷方欲进用，时山斋年六十，起居甚健，遽丐閒不就，士大夫以是益高之。人谓山斋中流勇退，若将厌薄世故，一丘一壑，逍遥物外者，忽见胡氏子侍父母笃疾有至行，则为之赋诗，又为之率乡之贤者同赋，汲汲然推美称道若将不可及者，然后知山斋为盛德君子，而非矫世以自高者也。正闻故中书舍人阎公既引年而归，有宣和宰相之弟寓其乡适与为邻者，阎公论之，曰「臣不愿与此人同乡」。朝廷从其言，为移徙他郡。呜呼，山斋之诗所以励人子之孝于其亲者，阎公之言所以劝人臣之忠于其君者。二公于閒居谢事之馀，其随事著见卓然如此，其立乎本朝、见之行事概可知矣，天下风俗其有不厚者乎？正不及见二公，独幸得识山斋之子士迪，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者也。一日出示此诗，其所以警世俗之偷薄，虽凛然若不可犯，而其忠厚恻怛之意，亦蔼然见于笔墨之外。往时冯缙云过成都，与诸名士分韵赋梅龙，馀一字莫可付，时山斋在青衣，特以付之，其为当时推重盖如此，况其晚年之作乎？因并书之，使刻而列之乡校，以见前辈维持风俗之意云。嘉定六年二月癸亥，山阳度正谨书。

郡邑之有社稷风雨雷师之祭，其来尚矣。谨按《周礼》，社稷为地祭之属，礼秩在五祀五岳之上；风雨师为天祀之属，而礼秩在日月星辰之后。至唐天宝中，又立雷师之祀于风雨师之次。盖为人生之所赖，虽以土谷为重，而其所以生生不穷者，岂不曰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」而后遂焉，缀之以祀亦其宜矣。故后世因之不废，列之郡邑，以为故常。而世俗之吏以谓孟子之论盖尝贵民而次社稷，又谓祭祀以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之，故所至之邑则未尝以孟子贵民之意而待其民。平居暇日，惟知以聚敛为急，教化之不修，政令之不行，视其善良莫知所以抚之，视其饥寒莫知所以养之，至其陷于罪戾则深疾之，曾无哀矜恻怛之意，是未尝以孟子之所谓贵者加乎民也。至社稷之祭，三代圣人之所建置、礼经之所存者，则往往以孟子变置之说而轻忽之，乃反崇饰浮屠、老子之祠，金碧辉焕，无所不至。祭非其鬼，神不顾答，人蒙其害，而社稷之坛壝荒废圮坏，每岁仅遵甲令，春秋一至焉。既退，置而不问，使民莫知所敬重，而疾疠之间作，水旱之相寻，民生之多艰，可叹也。先儒谓勾龙氏平治水土，故以配食于社；共工氏播植百谷，故以配食于稷。及殷之兴也，有七年之旱，故变共工氏而置弃，又欲变勾龙氏而以为不可，故勾龙氏配食如故，而弃遂配稷焉。夏社之书亡，无以考信，今以理推之，知其必不然也。夫孟子所谓变置者，意其以为地之不吉，改卜其地，庶几土地所安，风气所宜，于以导和气、致休祥云耳，非谓变易其配食之神也。夫政之苛、令之烦，匹夫匹妇不得其所，则旱乾水溢从而应之，而神何罪？今以旱乾水溢而变其所配，则与夫罪岁者何以异？正是以知孟子之意决不然也。开封赵善溯泽深为东关，始至之三日谒社稷，退而叹曰，人生之所赖者在此，而不严若是，是尚可缓乎？乃因其地广之为坛四，左为社，社之次为风伯，右为稷，稷之次为雨师、雷师。坛皆三成，社之址方二丈五寸，崇尺五寸，其馀崇皆杀六寸；稷之崇广亦如之。风伯之址，方一丈六寸，其馀崇皆杀一寸；雨师、雷师之崇广亦如之。为斋庐于后以供祭事，为门庑于前以严扃鐍，为土墙以周之，后崇六尺，前及左右皆崇五尺，而厚皆五尺。经始于嘉定七年九月甲子，落成于次年二月庚寅，书来求文以记之。正窃以为今之为邑者惟其不知学，是以所当轻者反重，而所当重者反轻，事失其序而苟且鄙陋，庶几于古人者少。泽深兄弟少从师友讲明学问，而不专以科举之文为学，今其所立如此，是可书也。校书郎、临邛魏侯详刑本路，首严选举之法，不妄许与，故所得皆一时之胜，而泽深与焉，吾泽深之为邑亦概可知矣。因备书以示来者。嘉定丙子正月甲子日，奉议郎、新权发遣怀安军、兼管内劝农事山阳度正记。

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，后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。以天下治天下，宜若散然不一也，而天下常至于大治；以一人治天下，宜若截乎其不乱也，而天下常至于不治。何也？盖以天下治天下，是之谓公道；以一人治天下，是之谓私意。公道行而天下驯致于大治，私说行而天下驯致于不治，亦其理宜也。舜非不足于智力也，而有四邻；文王亦非不足于智力也，而有四友。盖天下大物也，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独运也，合天下之智力以运之，而天下日趋于治矣。后之论者谓舜之相十六人，而文王之辅自伯夷、太公之外又有所谓虢叔、闳夭、太颠、散宜生等，亦不下十有馀人，何其盛也！天之生才，夫岂独私于舜、文王之世而已哉？盖用之则见，不用则隐耳。本朝之有天下也，太祖、太宗虚己用人，收揽豪俊与之共治，当时在政府者不下五六人。至于仁宗之世，天下之治可谓极矣，而考其所以致之者，亦不过善于用人。故当时之治莫盛于庆历，而庆历政事之臣至于八人之多。此万世帝王当以为法，况于圣子神孙乎？皇帝临御天下之二十一年，盗贼已弭，边烽已息，刑章不繁，兵革不用，天下之势几于小康矣。然徐而察之，则政教陵夷，风俗委靡，国用匮乏，民力罢弊，凡所以为根本之计者皆非确乎有不拔之实，朝夕凛凛，未知攸济。合天下之智力以共济多事，盖未有急于此时者也。而乃大不然，庙堂之上，一相之外，相与同心者协力者一人而已。数月之间，天下已莫不忧之。于是豫章黄公来镇于蜀已越四载，清德既高，雅望亦著，皇帝若曰，尔久劳于外，其遂来归辅予。而前乎此者，天下亦皆谓公必归，归必相。盖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，而下之所以望公以扶持公道者，亦不为不至矣。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显于天下者，亦不过曰德量也，明识也。识之不明，则无以别天下是非邪正；无以别天下是非邪正，则将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，其将何所不至！德量之不足，则必喜于自用而忌天下之才，是心一萌，视天下之才皆将无足与共事者；举天下之才无足与共事，则举天下之事将独运而独决之，岂不殆哉！正实有忧于此，故因公之行，不自知其僭越而冒言之，愿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。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，山阳度正序。

《诗》云：「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」。此周中叶以后之诗也。殷鉴在夏，则周鉴在殷，今观不远之云者，以见周之可鉴者近在于周而又不在殷。诗人舍周而言殷，舍殷而言夏，言愈远而意愈近，何其忧时之深，爱君之切，委曲详尽，忠厚恳恻，如是之至也！天下之事，循其已往之迹而求之，善者以为法，不善者以为戒监，不越乎两端而已。然举数百年之事而语之，事非不切也，理非不明也，然而听之藐然者，耳目之所不接故也。若夫事出于朝夕之近，其利害祸福昭然可见，其可忽之而不监耶？夫事之失，莫知所以为监而不能改，无伤也，知其所以为监则改之矣；若夫知其敝而莫监，而天下之患始至矣。往者，熙宁大臣之得君也，尽弃祖宗之人材，尽变祖宗之法度，天下忧之，以为其势必至于极敝大坏而后已也。而识者之论则曰，朝廷而不觉悟则已，一旦朝廷觉悟，去其所谓新法而复吾祖宗之旧，退其所谓新进者而复进其前日老成之人，则天下无事矣。然一事之失，其始固群起而议之；及其积习之久，则与之相安；与之相安，则其回而变之也为甚难。熙宁之法，当时公卿大夫议其非者不知其几，其后用事者力破天下之公论，主而持之，其说之入于人也深，事之行乎天下也久。及其末也，举天下之士莫不以其学为孔子之学，以其政为周公之政而不敢议，是其习之久而其弊必至于是矣。更化以来，判别忠邪，审核真伪，收前日之所弃者而擢用之，盖知所以鉴矣。然君臣宵旰，三年于此，而治不加进，何也？或者既其名而未既其实也欤？长沙吴公被旨入觐，天下之士皆曰：公，国之元老，且久劳于外，今其行，天子必用以为相，公将何所先乎？正曰：公幼之所学无非齐家治国之道，而壮之所行又皆正主庇民之实，使其一旦坐庙堂之上，必将不动声色而措天下泰山之安矣。夫天下之事毛举而陈之，盖不胜其多也；然即近事而求之，士气之委靡销铄，其事为最大。盖士气者，国之脉也，士气不振则国之脉病矣，而可不忧乎？夫所以养士气者，非所以高爵厚禄之谓也，信用其言，固所以养之也。有言见用则士气昌，士气昌则何忧乎盗贼？何畏乎强敌？何患乎天下不治？正既以答或人之问，退而书以序云。嘉定三年四月日，门生通直郎、知成都府华阳县度正谨序。

绍熙二年，正始来见刘公德修于漕使者之第，公辱馆之门。已而正首言濂溪周先生幸仕敝乡，宜有祠于学官，祠当以明道、伊川配。公下其说有司，求二先生像不得，则访之坚父家，坚父固有二先生书，无其像；乃遍求之遗老故家，遂并得横渠、康节四像于懿恪王公世孙焉。既以付有司具祠矣，正归，举以相示曰：「此中原旧物也，正晚生不及亲见四先生道德之容，不知肖否」？冠皆今三山帽，独康节小异，唇有翼围之匝。伊川内服纯白，袍以黄草色之，透见内服；明道、康节袍以黄土色之，不见内服。项间见者：明道皂，康节杏红，领皆白。横渠内服白，道袍如内服之色，领绿，皂下横幅。三先生之袍亦如之。系皆以绦，今吕公绦也。履皆白。大抵明道、横渠、康节冬服，伊川夏服。明道袖而立，貌方而多髯，有坐如枯木、言如春风之意；横渠拱而立，貌圆而寡髯，有至大至刚以直之意；康节竦而立，貌癯而身大，有傲睨万物之意；伊川左执绦，右执麈尾，粲然而立，有温而厉威而不猛之意。每一观之，如亲见四先生也。像之上序赞各一首，康节门人洛阳杨怡作，书以隶。正苦留，遂得之，载与俱来，净扫一室，安之其中，起敬起爱。噫，四先生之像其存者如是，至心之精微则有若《易传》，有若《遗书》，有若《正蒙》，有若《皇极经世》，后之学者不得于心勿求于貌可也。五年月，山阳度正记。

三代教养取士之法至周而大备，今其见于记载者，国有学、乡有校、党有庠、遂有序、家有塾，本之以知仁圣义中和，申之以孝友睦姻任恤，成之以礼乐射御书数。至于三年之久，道德行艺之既成，然后乡老及乡大夫亲以贤能之书献于王而施于用焉。夫乡老二乡则公一人，盖临之以三公之重也。乡举里选乃乡大夫之事，而重之以三公，盖合六乡而参校之也。州长之官于此，又大考其州里之民，而赞其废兴之决。人之情始勤而终惰者不能无之，至于有废有兴，而后贤者劝而不肖者知所勉。夫其教之之详如此其切，待之之重如此其至，而其去取之严又如此其不苟，此济济多士所以独盛于有周之世也。然其合六乡之士而登进之也，岂徒曰会之泽宫，而漠然无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！盖周之制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；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；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馆，候馆有积。此虽所以待四方诸侯宾客，然周之制以宾礼待士，则士固在其中矣。迄秦而至于汉，其取士之法有孝弟力田，有贤良方正，每诏郡国为之劝驾，甚者加之以安车蒲轮，其意犹近于古。魏晋以下，大抵因汉之故而损益之。本朝之制视历代为最备，故其得人之盛亦非历代之所及。然自承平之时，蜀士之贡于京师者，山行一月而后至于秦，沙行数千里而后至于礼部，盖已难矣。然当时进士之科最为贵重，所至郡县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礼之者为颇厚，故士之往来者差易为力，然苏氏父子犹有梯天航海之叹，必谒于文定张公而后能行，而况其下者乎？中兴以来，蜀士犯三峡之险，涉洞庭、彭蠡之风波，而后达于行都，其视前日益以难矣；而又重之以秭归、夷陵、蕲阳、雁汊征商之厄，故蜀士之贫不能行，则有托以他事，愿附科目之末，而不敢往者。此岂朝廷所以取士，而士之愿献刍荛之忠于天子之本心哉！士病此久矣，成都房君某慨然曰：「吾承先人之遗业，幸有馀力，愿求有以助之，且为一乡之劝」。于是出其钱若干贯，得田若干亩于其乡，名之曰「尚贤庄」；又为之库庾若干间而大建堂于其中，亦以「尚贤」名之。岁约收若干石，积三年之收以待士之贡于天子，贡一人则并给之，一人以上则均给之。呜呼，而今而后，一乡之士患不学，学而得贡于天子者遂无贫不能行之叹，而天子临轩策士，远方刍荛之言得以毕达。房君之于是举也，其为补益于世岂浅浅哉！虽然，士必教养之而后成材，成材而后贡之天子，古之道也。今内有太学，外有郡县之学以处多士，其教养之法亦可谓备矣，然有可为士之才而外不得与于郡县之学，贫无以学而失其良心善性者，乡党邻里之间往往而有。有能推是心以广之，使乡党邻里之间，士之贫而不得与于郡县之学者，有所养以成其材，其为益也又大矣。观房君之用心，其贤于人也甚远，故因其请记于正而遂并告之以勉焉。嘉定五年五月丙辰，通直郎、新通判嘉定军府事度正记。

宋次道、苏子容、李才元相继缴论李定除命，三人竟以罪去。窃意其当时言论太直，犯人主之怒，必有以自取者。今观之，不过铺陈典故，谓不宜骤进小官以开夫天下奔竞之门而已。持说虽甚坚，然其所以发于词气之间者又何其和平而温厚也！盖当是时，荆公新得政，大变祖宗法度，元老大臣皆不以为然。定新自外来，傅会荆公以希进用，于是极口赞美称道。荆公大喜，骤加拔擢，将以风动列位，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。当时三舍人虽以罪去，而定命亦格，士大夫为之增气，人到于今称之。呜呼远矣！后生小子未经师友，妄肆胸臆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知有己之好恶而不恤国家之事体，苟恣所见，恶言詈辞冲口而出，无复一毫顾忌，其不旋踵至于身败名灭，宜哉！才元之五世孙佃与正善，因得遍观其先世宝墨，感叹之馀，敬书其后。嘉定六年正月己巳，山阳度正书。

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因而重之，其别为六十四。伏羲得之而为伏羲，文王得之而为文王，周公、孔子得之而为周公、孔子。《乾》之《彖》曰「元亨利贞」，《坤》之《彖》亦曰「元享利牝马之贞」，何也？盖自其理而言之也。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百四十有四，何也？盖自其数而推之也。孟子既没之后，此理固已湮晦不明，而其所谓数者亦遂流于术家，其学不传亦已久矣。本朝周子、两程子、张子得其理，邵子复得其数，然言理者详于理而略于数，考数者详于数而略于理。惟吾先生自致知、格物、诚意、正心，扩而充之，有以极夫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自太极动静生阴生阳引而伸之，有以尽夫天地万物之变，圣门所传，至是粲然复明矣。然则孔子之道，岂非集伏羲、文王、周公之大成？吾先生之学岂非集周子、两程子、张子、邵子之大成也欤？正也用述所知以为赞。

斯文之兴，如日光辉。曾不百年，知者已希。笃生先生，卓哉巍巍。精粗本末，邪正是非。或隐或见，或显或微。鬼神之迹，造化之机。根于太极，形于范围。如鱼斯跃，如鸢高飞。全体妙用，无不发挥。百世之下，莫之能违。维时宗正，引之经闱。启心沃心，朝夕天威。小人间之，浩然赋归。归于建溪，言采其薇。其貌也癯，其道也肥。学者远来，如渴如饥。訚訚侃侃，春风浴沂。正也狂简，先觉是希。曰收放心，勉焉庶几。敢不服膺，以詹以依！以饮以食，以冠以衣。其忍背之，以取诮讥！呜呼，先生之言，今亦不可得而闻也。噫！嘉定十年三月八日，门人度正书。

余曩次荆南，忠州徐生数来谒余，余目其貌类儒者，耳其言学未充，因劝之学，至是四年矣。近自荆门走巴川，访我于乐活之下，气淳容修，与曩甚异。揖之坐，则曰：「森不敏，幸得从象山陆先生游。先生晦庵辈人也，雅意是道，循循然启后生，从之游者甚众。为荆门踰年，弃门人，门人无依，则失声以归。森也抚先生之柩独至岳阳而后归，今将之成都，依江陵任先生以卒业焉。敬走门下请一言，惟先生幸教」。余初闻其自象山来喜甚，因问晦庵在建宁安乐否，犹有意仕否，东南学者亦有能继之否，既而乃及学问之次序，将以发其端，观其能。至性命之际，辄疑不能通，遂启问曰：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何也」？余应曰：「孔子之言，言禀性也，非言性也。且性一也，何啻相近，若禀性则万殊焉，盖气清浊不同也。夫气也者，其于人也，为强弱，为圣愚，为刚柔，为缓急，生而知之者此也，生而无知者亦此也。丹朱、商均、越椒、叔鱼之事是矣，岂独习哉」？犹疑弗释，又问，则应之曰：「子姑记之，未可知也。《语》曰『贤者识其大者』，《易》曰『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』。夫识，记也。记而深思之，思之而弗能通，鬼神通之矣。不然，口问而心不存，色庄而意不至，他日复问斯言，则耳狎之而不留，虽百象山末如子何矣。吾子其听之哉。余闻伊川在成都，一日游大慈寺，廊下有治篾者口《易》书，伊川疑异人，就问，俯而不答。祈之再三，乃得其《未济》三阳失位之义。今子且至成都，宜访求之，如遇斯人得其说，反以告我」。绍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，乐活度正序。